我攥着腰间那枚磨得发亮的铜佩，指腹蹭过上面模糊的“平安”二字——那是临行前，父亲把我拉到堂屋，借着窗棂漏下的微光，亲手系在我腰间的。
他没说多少话，只拍了拍我后背，掌心里的老茧硌得我肩胛骨生疼，“到了营里，少说话，多练枪。”
我应了声“是”，却没敢抬头看他鬓角的白霜。
那年我刚满十八，前一夜还在院子里跟邻家阿弟比谁扔石头扔得远，转天就换上了这身沉甸甸的玄色劲装，跟着征兵的队伍往西北走。
队伍里大多是跟我差不多的少年，也有几个脸上刻着风霜的老兵。
走在我旁边的王二柱，是从城郊乡下来的，扛着一杆比他还高的长枪，枪杆上还缠着几圈布条，据说是他爹年轻时用过的。
他见我总盯着腰间的铜佩，咧开嘴露出两排黄牙：“罗阳，你这玩意儿能挡箭不？
我爹说，上阵前得揣点家里的土，想家了闻闻，就不怯了。”
他说着，还真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打开来，是一把黑褐色的泥土，带着点潮湿的腥气。
我忍不住笑了：“你这土要是洒在枪上，怕是要打滑。”
“那你这铜疙瘩能当枪头使？”
他梗着脖子回我，随即又自己笑了，“也是，总比啥都没有强。
听说北边的匈奴人，一个个跟狼似的，生吃肉，喝血水，手里的弯刀快得能刮下天上的云。”
我没接话。
其实我对匈奴人的印象，也只停留在说书先生拍着醒木讲的故事里。
那些故事里，他们是烧杀抢掠的恶鬼，是烽烟燃起时，能把整个村子的哭声传到十里外的猛兽。
可母亲昨晚给我收拾行囊时，却红着眼圈说：“不管是***还是匈奴人，谁家的娃不是爹娘养的？
只是命不同罢了。”
那时我不懂这话里的滋味，只觉得母亲是妇人之仁。
首到走了将近一个月，脚下的路渐渐从良田变成戈壁，风里开始带着沙砾的棱角，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似的，我才慢慢明白，所谓“命不同”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
抵达戍边营的那天，正是晌午。
营寨扎在一道山梁下，黑褐色的寨墙用夯土筑成，上面插着密密麻麻的旌旗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地响，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呐喊。
营门口的哨兵穿着铁甲，头盔上的红缨在烈日下晃眼，见我们来了，把长枪一横，声如洪钟：“新来的？
验文书，解行囊！”
验过文书，一个络腮胡的校尉把我们领到演武场。
场地上尘土飞扬，十几个士兵正在操练，长枪刺出时带着破空的锐响，落地时震得地面都在颤。
校尉指了指场边堆着的兵器，声音粗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都去挑把趁手的枪，半个时辰后，我要看看你们这群嫩秧子能不能把枪举稳。”
我走到兵器堆前，蹲下身翻找。
枪杆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，有的还带着干涸的暗红痕迹，不知道是血还是锈。
我握住一把中等长度的枪，枪杆是枣木的，沉甸甸的，尾端包着块铁，砸在地上能发出闷响。
刚要提起来，手腕却被人按住了。
“这枪太沉，你握不住。”
我抬头，见是个老兵，肩上扛着杆长枪，甲胄上沾着不少沙尘，左额角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从眉骨一首延伸到鬓角。
他看我的眼神算不上和善，却也没什么恶意，指了指旁边一把稍细些的枪：“那把是新做的，枪头没开刃，先练着，等你能把这杆枪舞得跟风似的，再换重的。”
“谢老兵指点。”
我依言换了枪，试着提了提，果然轻了不少，但依旧压得虎口发麻。
老兵哼了一声，转身时丢下一句：“别以为举枪是容易事。
这枪杆握在手里，前头对着的是敌人，后头护着的是家乡。
你要是握不稳，丢的不光是自己的命，还有你爹娘在洛阳城盼着你的那双眼。”
我心里一震，猛地握紧了枪杆。
枣木的纹路硌进掌心，带来一阵清晰的痛感。
远处的寨墙上，烽火台的轮廓在阳光下格外清晰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盯着远方的戈壁。
风卷着沙砾掠过耳际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声音，还有父亲那句“多练枪”。
半个时辰后，校尉吹了声尖锐的哨子。
我们这群新兵排成歪歪扭扭的队列，手里的枪大多晃得像风中的芦苇。
校尉走过来，目光扫过我们，最后停在我身上：“你叫罗阳？”
“是！”
我应声，努力把枪端得稳些。
“长安来的？”
他又问，伸手敲了敲我的枪杆，“这枪在你手里，跟根烧火棍似的。
知道为啥让你们练举枪吗？”
没人回答。
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因为等狼烟升起的时候，没人会管你是不是第一次上战场！
匈奴人的弯刀可不会因为你是个娃娃就绕着你走！”
他的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，激起一片细碎的骚动。
王二柱的脸白了，握着枪的手在抖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枪又抬高了半寸，手臂上的肌肉开始发酸，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，滴在枪杆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
夕阳西斜时，我们终于获准放下枪。
我的胳膊己经麻得抬不起来，虎口被磨出了血泡，沾着汗水，又疼又痒。
王二柱瘫坐在地上，一边揉着胳膊一边骂：“这破枪，比我家耕牛还沉！
早知道当兵这么苦，还不如在家种地呢。”
“种地？”
那个额角有疤的老兵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个水囊，扔给我，“等匈奴人过了界，你家的地就成了他们的牧场，你爹娘的骨头都得埋在戈壁里。”
他的话像冰锥，刺破了少年人心里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我拧开水囊，灌了一大口，水带着股铁锈味，却浇不灭喉咙里的燥火。
抬头时，正看见烽火台顶端，有一缕青烟慢悠悠地升起来，在暮色里拉得很长。
“那是报平安的烟。”
老兵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声音缓和了些，“每天这个时辰都要点一次，让后方知道，这里还守得住。”
我望着那缕烟，突然想起临行前母亲往我行囊里塞的那双布鞋，针脚密密匝匝的，鞋头还绣着朵小小的梅花。
她说明年春天，这双鞋或许就不合脚了，但要是能活着回来，她再给我做新的。
“老兵，”我忍不住问，“您……见过匈奴人吗？”
他沉默了片刻，从怀里摸出个酒葫芦，喝了一口，喉结滚动着：“见过。
三年前在狼牙关，他们的骑兵跟潮水似的涌过来，弯刀映着月光，亮得吓人。
但我也看见，有个匈奴少年，也就你这么大，被马掀下来，摔在地上，手里还攥着块干硬的饼。”
他顿了顿，把葫芦递给我：“尝尝？
壮胆。”
我摇了摇头。
他也不勉强，自己又喝了一口，眼神飘向远方的戈壁，那里的夜色正像墨汁一样晕开：“记住，不管是***还是匈奴人，怕的都是死，念的都是家。
只是这道边墙，把咱们都圈在了里头，也隔在了两边。”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冰冷的营帐里，听着身边此起彼伏的鼾声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枚铜佩。
帐外的风呜呜地叫，像有人在哭。
我想起老兵的话，想起母亲的布鞋，想起父亲拍在我背上的那只手。
黑暗中，我悄悄摸过放在枕边的枪，枪杆上的汗渍己经干了，留下几道浅浅的白痕。
我握紧它，忽然觉得，这沉甸甸的重量里，不光是铁和木头，还有些别的东西——是洛阳城的晨雾，是爹娘的目光，是那道还没见过的、横亘在中原与北地之间的边墙。
明天，天一亮，我还得接着练举枪。